• 頁數：309頁 作者：楊向奎
• 開本：32開 精裝
• 出版社：北京
• ISBN：9787200121018
• 作者：楊向奎

    如作者楊向奎所言“大一統倡自《公羊》，……千百年來深入人心，變成我國民族間之凝聚力。……清末，滿朝滿野講《公羊》，因而促進了變法維新運動。” 
    《大一統與儒家思想(精)/大家小書》帶領讀者上下三千年，縱橫華夏九州，領略融合于華夏，承繼自悠久歷史的中華文化凝聚力。

    楊向奎所著的《大一統與儒家思想(精)/大家小書》從公羊學談起，系統地介紹了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尤其解析了與儒家思想的密切關系，是從一個角度切入中國思想史的經典作品。

    楊向奎（1910—2000），字拱辰，生于河北省豐潤縣。1931年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師從顧頡剛。后相繼執教于西北大學、東北大學、山東大學，主編《文史哲》，1957年楊先生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任研究員、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秦漢史研究室和清史研究室主任。著有《西漢經學與政治》、《中國古代社會與古代思想研究》、《清儒學案新編》、《大一統與儒家思想》、《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墨經數理研究》、《自然哲學與道德哲學》等。在從事歷史研究的同時，還研究自然哲學和理論物理學，撰寫了《論時間、空間》、《熵與引力》、《關于數理邏輯中的悖論》等論著。

序言
一  先秦儒家之一統思想
二  一統天下的理想制度
三  公羊學派之形成與大一統思想
四  漢武帝之大一統與董仲舒的對策
五  司馬遷與公羊學
六  何休對于公羊學的總結
七  宋儒之“春秋學”
八  清代前期的大一統論與公羊學
九  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及其大同思想
十  歷史的回顧
后記

    “大家小書”，是一個很俏皮的名稱。此所謂“大家”，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書的作者是大家；二、書是寫給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讀物。所謂“小書”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顯得小一些罷了。若論學術性則不但不輕，有些倒是相當重。其實，篇幅大小也是相對的，一部書十萬字，在今天的印刷條件下，似乎算小書，若在老子、孔子的時代，又何嘗就小呢?
    編輯這套叢書，有一個用意就是節省讀者的時間，讓讀者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較多的知識。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人們要學的東西太多了。補習，遂成為經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補習，東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補這，明天補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讀書當成吃補藥，還會失去讀書時應有的那份從容和快樂。這套叢書每本的篇幅都小，讀者即使細細地閱讀慢慢地體味，也花不了多少時間，可以充分享受讀書的樂趣。如果把它們當成補藥來吃也行，劑量小，吃起來方便，消化起來也容易。
    我們還有一個用意，就是想做一點文化積累的工作。把那些經過時間考驗的、讀者認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沒。有些書曾經暢銷一時，但現在已經不容易得到；有些書當時或許沒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時間證明它們價值不菲。這兩類書都需要挖掘出來，讓它們重現光芒。科技類的圖書偏重實用，一過時就不會有太多讀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還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學則不然，有許多書是常讀常新的。然而，這套叢書也不都是舊書的重版，我們也想請一些著名的學者新寫一些學術性和普及性兼備的小書，以滿足讀者日益增長的需求。
    “大家小書”的開本不大，讀者可以揣進衣兜里，隨時隨地掏出來讀上幾頁。在路邊等人的時候，在排隊買戲票的時候，在車上、在公園里，都可以讀。這樣的讀者多了，會為社會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學習的氣氛，豈不是一件好事嗎?
    “大家小書”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說明原委。既然這套叢書標示書之小，序言當然也應以短小為宜。該說的都說了，就此擱筆吧。

    2011年仲春的一天，突然接到北京出版社莫常紅先生的電話，說：出版社為普及社科知識，已于早些時候開始出版發行了一些名家大作，名之為‘‘大家小書”。在他們今年的出版計劃中，擬將收入先父楊向奎先生的《大一統與儒家思想》，征求我是否同意。我沒怎么思索便一口答應了。因為我知道學術大家們嘔心瀝血所完成的著述，都是很嚴謹高尚且于國家社稷和當代的社會主義建設十分有益的科學成果。把這些東西再廣泛地放回到社會中去，讓更多的人閱讀、領略，是一件很有益處的事情。
    《大一統與儒家思想》是先父于1988年春天應張璇如、蔣秀松、郭建文等先生之約而寫就的，1989年曾由中國友誼出版社出版。
    父親曾說：“中國的史學在世界上堪稱首屈一指，有編年體的史書，有紀傳體的史書，還有紀事本末體的史書。我們不僅有發達的史學，還有完整的歷史哲學體系，主要表現在公羊學派的理論上。……在歷史哲學上，影響最大的是《公羊傳》。……《大一統與儒家思想》論述了大一統思想的緣起，公羊學的內容和發展歷程。”①這就把他之所以撰寫此書緣由和主要內容交代清楚了。
    父親去世已十年又八個月了。如果他在天有靈，對于再行出版他的舊作一定會十分高興的。我作為他的長女，只愿意分享他的這份快樂，而不愿意從中獲得物質利益。所以，我主動放棄了出版單位意欲支付給我的版稅。不論金額多少，都用以支持這項出版事業的持續發展。

    廣義的“禮”，泛指社會文明，這是自古至今最正確的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損”是去掉，“益”是增加，對待傳統有損有益也就是批判地繼承發展，因此才出現了“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的良好局面。“從周”是法后王，這為后來荀子之“法后王”及公羊學派之“張三世”的理論建立了基礎。夷、夏兩系都不是孤立的、封閉的系統，他們彼此交往，互相滲透，于是逐漸融合一體。夏代初期少康以前一段動亂的歷史，即夷、夏交爭而互相滲透以至融合的歷史。夷、夏之爭，在當時來說，已經不是異族間互相侵略，羅泌在《路史》中就曾以羿、浞之亂比之于安史之亂，后羿、寒浞實在是夏之叛臣，雖然傅斯年先生反對這種說法而認為夷羿是“敵國之君”。(見《夷夏東西說》)我們研究這一段歷史過程，知道當時夷、夏之間的關系本來密切。史實見于《左傳》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襄公四年有：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鈕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猹……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猹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猹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靡是夏遺臣而臣于后羿者，雖臣于二代而不以為忤，終復夏政，說明當時夷夏已少民族隔閡，而后來之《虞箴》有云：“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唐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見《夷夏東西說》)《虞箴》要夷羿而恢于夏家，是以夷夏為一體。又哀公元年《傳》記此事有：“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郡，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以收夏眾，撫其官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虞夏兩氏之族外婚；而虞屬東夷，是夷、夏兩族在夏代已融為一體。所以我們說，在華夏族及華夏文明之形成過程中，東夷與夏周都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夏周文化不過是華夏文化之一支，田昌五先生的意思是可取的：“從部落王國到夏朝建立也是華夏族的形成過程，而夏文化則為華夏文化的一支，并不能成為單一的民族文化。”(見《古代社會形態析論》第202頁)夏代文化不能代表整個華夏文化，因為其中融合了虞殷東夷系統的文化內容。這在考古發掘上看到的“文化疊壓關系”中也可以得到說明。上引田氏著作于此指出：“這種聯合和兼并的過程在考古文化中是有反映的。明顯的如仰韶文化的氏族部落和大汶口文化的氏族部落，后期有在中原地區交錯而處的現象。交錯而處必然要發生斗爭和聯合，后來在這種斗爭和聯合中形成了所謂河南龍山文化。”(同上)雖然此所謂“形成了所謂河南龍山文化”的論斷，是否即夷、夏兩族交融的結果，還有待進一步論證，但作為民族融合而反映出文化之推陳出新，因而有考古上之反映，是沒有疑問的。華夏民族文化之融合，自虞夏開端，至宗周而成熟，“郁郁乎文哉”之周文明，實在是光輝燦爛的華夏文明。戰國而后，在中國范圍內新民族崛起，于是重新組合，而有漢族及漢文明。民族之融合，不斷發展，代表本民族之文明亦不斷在發展中，遂有中華民族及其所代表的中華文明。